第5课　　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下）

资料和注释

　　“春秋”“战国”名称的来历

　　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前夕，总共295年。

　　春秋以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诸侯国连年战争，当时人们就称呼这七大诸侯国为“战国”。《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的弟弟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可见当时七大诸侯国都有战国的称呼。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没有变化。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时，才开始把“战国”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名称。战国时期开始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史记》的《六国年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灭齐统一六国的一年，共255年。

　　周王室自身实力的削弱

　　西周盛时，以镐京、东都为中心，王室有直接管辖的王畿方约千里的土地。所有渭、泾、河、洛地带都是周的王畿。西边的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是周人兴起的根据地，称为“宗周”；东面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是保卫宗周和镇抚东方的重镇，称为“成周”。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王畿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成为控制全国的基地。平王东迁以后，西土为秦国所有，王畿还有约方六百里。后来有的赐给立功诸侯，有的被诸侯侵夺，有的被戎族占据，有的封给王族、公卿大夫作采邑，最后所余无几。天子局处在成周约方一二百里的一隅之地，地盘还在一天天缩小。

　　西周盛时，王室设置了庞大的军旅。用于宿卫宗周的有六师，称为“西六师”；在成周镇慑东方诸侯的有八师，称为“成周八师”，共14师达14万人以上。这就是周王朝维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武力基础。诸侯国大国一般不超过三军，小国也有一军，诸侯国的军队周王都能调遣。平王东迁以后，王室只能有三军、二军甚至不足一军了。

　　王室地位的变化

　　西周盛时，周王对诸侯拥有很大的权威。各封国的诸侯要定期朝见周王，报告封国内的情况，听取周王及其辅佐的指令；如临时发生重大事故，还要及时向周王报告。他们都必须向周王贡献本封国的产物和周王需要的东西。他们有保卫王室的义务，包括为周王提供作战的军队。对周王的死丧、嫁娶、巡游，他们也要尽特定的义务。如果他们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超越周王赋予他们的特权，周王可以收回或削减他们的爵禄，可以废除和另立国君，甚至灭掉他们。如康王时，晋侯建造的宫殿过分宏美了，就受到周王的谴责。共王曾灭掉封在密须故地的密国。夷王曾朝会诸侯，烹死齐哀公。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出现大国争霸的斗争。

　　诸侯定期的朝聘贡献(古代国与国之间遣使访问叫聘，诸侯在非朝觐述职之年，就派卿大夫聘周)是王室的重要收入，王室东迁以后失去了这个重要收入。按照鲁史《春秋》所记，242年里鲁君朝王仅三次，鲁大夫聘周仅四次。鲁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亲近，朝贡几乎全废，其他诸侯的朝贡自然不会比鲁多一些。与此相反，天子却经常向诸侯进行聘问，周桓王在位二十多年，五聘于鲁。东周天子地小贡少，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强大诸侯。过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在政治上有最高的地位。平王东迁后，诸侯根本不听天子的命令，政令征战自诸侯出，霸主实际上取得政治上的最高地位，天子在政治上成了傀儡，也不得不依附于强大诸侯。

　　诸侯争霸的实质

　　大国诸侯的争霸战争，是奴隶制接近衰亡的反映。齐桓公、晋文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具有维护奴隶制秩序的含义。不过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要利用这一口号作为扩张领土和掠夺财富的手段。据《春秋》记载，在242年间，列国进行战争483次，朝聘盟会450次。这些军事行动和朝聘盟会，实际上是大国对小国的掠夺。晋国规定各附属国“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左传》昭公三年。盟，古代诸侯于神前立誓缔约之称。《礼记·曲礼》孔颖达疏：“盟者，杀牲歃血，誓于神也。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坑)，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王敦(ｄｕì，古代食器，盖与器身合成球形)，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以指蘸血涂于口旁)而读书。””。借此从小国那里榨取财物。以鲁国为例，春秋时期鲁君朝周仅三次，而朝齐、晋、楚竟有33次之多。小国通过“聘而献物”的办法乞免大国的欺凌。小国人民还得为大国统治者服兵役和劳役。小国对于大国简直到了“无岁不聘，无役不从”，战战兢兢不敢“忘职”的地步!争霸的实质是为了迫使各国向霸主贡赋，获取周天子过去享受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争霸和兼并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和痛苦。

　　管仲的改革

　　首先是改革内政：当时诸侯国内一般都有国(国都以内)、野(国都以外)之分，管仲把国都以内地区划分为21乡，分别为工、商和士居住，其中工乡3，商乡3，士乡15。乡(2 000家)下有连(200家)、里(50家)、轨(5家)。国都以外地区划分为5属(区)，为农民居地。属(90 000家)下有县(9 000家)、乡(3 000家)、卒(300家)、邑(30家)。各级设官治理。严格实行士、农、工、商分区定居制，不许杂处和迁徙，企图使各业各有所务，以利于老传少习，安心生产。

　　其次是发展生产：齐桓公和管仲利用齐国有山有海的自然条件，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实行鱼盐出口免征关税的鼓励贸易政策，发展农业、渔业和盐铁生产；同时实行“相地而衰(ｃｕī，按一定标准递减)征”的税收政策，即按土地肥瘠定赋税的轻重，使负担合理，提高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再次是改革军制，寓军队编制于居民编制之中。把服兵役的士乡15个，分为三个部分，每部5乡10 000家，出10 000人为一军，共三军30 000人。军队编制的旅(2 000人)、卒(200人)、小戎(50人)、伍(5人)与居民编制的乡、连、里、轨完全吻合。由于士兵是按居住区域编制的，他们集中居住，互相熟识，“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国语·齐语》)，有利于平时训练和战时配合。齐国3万常备军，利用春秋两季的田猎时间加强训练，从而增强了战斗力。

　　齐桓公称霸的主要活动

　　1.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鲁庄公十五年)春，齐桓公再会宋桓公、陈宣公、卫惠公、郑厉公于鄄(ｊｕàｎ)，诸侯咸服，齐始称霸(《中国历史大事编年》118页)。此事《左传纪事本末》188、189页写成：“鲁庄公十四年冬，会于鄄，宋服故也。十五年(按即公元前679年)春夏会焉，齐始霸也。”

　　2.公元前667年(齐桓公十九年，鲁庄公二十七年)周惠王命其卿士召伯廖赴齐，赐命齐桓公为侯伯(诸侯首领)(《中国历史大事编年》124页)。此事《左传纪事本末》189页写成：“鲁庄公二十七年(按即公元前667年)冬，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中国历代名臣》28页写成：“晋献公十年(公元前667年)冬，齐桓公见郑国已屈服于齐国，就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滑、滕等国君，又在宋国的幽会盟。周惠王也派召伯参加。这是一次空前盛会，几乎全部中原国家都参加了这次会盟。在这次盟会上，周天子的代表召伯又以天子的名义，向齐桓公授予侯伯的头衔。从此齐桓公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霸主。”这是周天子正式承认齐桓公为霸主。

　　3.公元前664年(齐桓公二十二年)，山戎伐北燕，北燕告急于侯伯齐。桓公遂与管仲、隰朋击山戎，至会友、孤竹。是役齐师迷路，管仲放老马而随之，乃得道(《中国历史大事编年》126页)。

　　4.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三十年)，桓公率齐、鲁、宋、陈、卫、曹、郑、许等八国军队讨伐楚国。楚国本是南方蛮族的诸侯国，春秋时开始强大起来，逐步向北扩张，威胁着中原各国。楚成王遣使问齐桓公何故率军进入楚境，管仲以楚国不向周王进贡祭祀用的包茅和周昭王淹死在汉水两事相责。楚见齐人多势众来势甚猛，一面派兵迎战，一面遣使讲和。齐见楚实力雄厚无隙可乘，便在召陵与楚订立盟约。楚成王承认“贡之不入有之，寡人之罪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并派屈完向周王进贡包茅。召陵之盟是华夏诸侯第一次联合抗楚取得的成效，它迫使楚国暂时中止向中原扩张。

　　5.公元前655年(齐桓公三十一年)首止之盟，齐桓公与七国国君在首止与周太子郑相会，稳定了太子郑的地位。

　　6.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三十五年)葵丘之会。在盟会上齐桓公代表诸侯宣读盟约，其主要内容是：不准把水患引向它国，不准乘别国灾荒而不卖粮食；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准妇女参与国事。盟约加强了各诸侯国的经济合作，进一步维护宗法统治秩序。桓公一生“九合诸侯”，葵丘之会是其中最盛大的一次，也是他霸业的顶点。葵丘会上，齐桓公为取得的霸主地位而陶醉，当着各国诸侯和周王使者的面，历数自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盛气凌人，骄矜自负，使一些与会诸侯十分反感。齐桓公的霸业从此走向下坡路。

　　《春秋列国形势图》(地图)

　　这幅地图反映了春秋时期几个大国的位置、都城，戎狄的分布，重要战役和会盟的地点。

　　齐桓公和管仲生平

　　齐桓公是春秋初年首先称霸中原的第一个霸主，在位四十多年，能信任重用以管仲为首的一批贤才，改革齐国的政治经济，顺应当时王室衰微、大国崛起的形势，执行一系列成功的内外政策，推动了齐国的社会发展。他组织中原各国抵御戎狄等落后部族的侵扰，捍卫了华夏先进文化免受摧残，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齐桓公不愧是受到孔子尊崇的春秋初期的著名政治家。

　　管仲青年时，家庭贫困，曾做过商人，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管仲有位好朋友鲍叔牙，两人友情很深。他们一起经商，赚了钱管仲总是少分给鲍叔牙。对此人们背地议论说，管仲贪财，不讲友谊。鲍叔牙说，管仲不是不讲友谊只贪金钱，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家贫困。管仲三次参加战斗，三次都从阵上逃跑回来。人们讥笑他贪生怕死，没有勇敢牺牲精神。鲍叔牙说，管仲不怕死，因为他家有年迈老母，全靠他一人供养，所以他不得不那样做。管仲多次为鲍叔牙办事，不但没有办成，反而造成一些新的困难。人们都认为管仲没有办事本领。鲍叔牙说，管仲是个很有本领的人，那些事情没有办成，是由于时机没有成熟。管仲多次对人说：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鲍叔牙。管仲同鲍叔牙的深厚友谊被称为管鲍之交。

　　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中原一百多年后，孔子赞叹齐国的霸业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意思是：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挽救周室，百姓受惠直到今天。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夷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正反映了齐桓公的霸业在华夏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特殊的作用。

　　晋文公

　　晋文公(前697—前628年)，晋献公之子，春秋五霸之一。因献公立幼子为嗣，曾在外流亡多年，后复位，建立强盛的诸侯国。

　　晋楚争霸的主要活动

　　1.公元前636年(周襄王十六年)，流亡在外19年的重耳，回到了晋国。在秦国的援助下，62岁的重耳当了晋国国君，他就是晋文公。晋文公即位后，赏赐随从他流亡的臣属，功大的封邑，功小的尊爵。只有介子推不以功臣自居，晋文公也没有封赏到他。他和母亲一起隐居绵上(今山西介休东南)山中。晋文公找不到他，就以绵上作为介子推的封田，后世因称绵山为介山。传说晋文公烧山逼介子推出来，他因不愿出来而被烧死。晋文公为悼念他，定于是日禁火寒食，这就是清明前一天寒食节的起源。刘毅叔《异苑》卷十：“介之推(即介子推)逃禄隐迹，抱树烧死。文公拊(ｆǔ，拍)木哀嗟(ｊｉē又读ｊｕē，感叹)，伐而制屐(ｊī，木底有齿的鞋)。每怀割股之功(传说重耳流亡绝粮时，介子推曾割下自己的肉为重耳煮汤)，俯视其屐曰：‘悲乎足下!’”古代称对方的敬辞“足下”，即起源于此。晋文公信用功臣，改革内政，实行免债薄赋，救贫济弱，减轻关税，便利交通，促进商业，宽恤农业等发展生产的政策；坚持举用贤能，论功行赏的用人政策；扩充加强军队。全国建立上、中、下三军，各军设将佐二人，中军将位最尊，指挥全军，称为中军元帅(后世元帅、将军之名始于此)。这些改革使晋国财富充裕，国力强盛，为争霸奠定了基础。

　　2.公元前635年(晋文公二年)，晋文公亲自率兵勤王，因为王弟太叔子带勾结狄国军队赶走了周襄王，勤王安周是求取霸业最好的捷径。晋文公很快打败狄军，活捉太叔子带，护送周襄王回洛邑，立下了安定周王室的头功，被视为齐桓公再世，在诸侯中建立了威望。

　　3.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五年)，晋楚城濮之战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之一。双方兵力只能据参战兵车数来估计。一种说法是引《司马法》的说法，每车甲士3人步兵2人；另一说法据孙诒让《周礼正义》卷54认为《周礼》所说军队编制：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两”就是兵车一乘。具体地说就是每车甲士二伍十人，步三伍十五人，甲士中最勇者三人居车上，为甲首；余七人在车的左右，步卒跟在车后。这样每车甲士、徒兵共25人或30人。后一说法比较符合春秋时的实际情况。《诗经·鲁颂·宫》载“公车千乘……公徒三万”，也是这个比例。据此城濮之战晋出动兵车700乘，兵力估计为两万左右。楚出动兵车一千四五百乘，兵力估计为四万左右。

　　城濮之战居于劣势的晋军取得胜利的原因：①战争之前，晋国采取了整顿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等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为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可靠的基础。②晋国在外交上开展了一系列灵活巧妙的斗争，扩大了自己的同盟军，孤立了楚国。例如晋先打下楚的盟国曹、卫，然后暗地里答应曹、卫复国，只要他们与楚绝交。曹、卫果然与楚绝交，使楚陷于孤立。又如晋利用齐、秦同楚的矛盾，同齐、秦建立联盟，陷楚于不利的境地。③“退避三舍”不仅使晋军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在军事上也使处于劣势的晋军避开了在不利条件下同楚决战，保存力量，待机破敌。在决战中晋军避开敌人强大的中军，选择比较薄弱的两翼冲击。又伪装败逃，造成敌人的错觉，然后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使自己在局部上占据优势，再从局部的优势转变为全局的优势。

　　4.公元前597年晋楚(ｂì)之战。城濮之战后，楚北上受阻，转而向东发展。楚庄王即位，稳定政局，发展生产，为争霸奠定了基础。接着率兵北上，在周的直辖区耀武扬威，并遣使问象征王权的九鼎之轻重，大有取周而代之的气势。于是晋、楚为争夺郑国大战于。晋军将帅对和战问题争论不休，步调不一，迟疑不进，在楚军突然进攻下大败，诸军争舟渡河，自相砍杀，舟中断指可以成捧。之战后，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鲁、宋、郑、陈诸小国又相继依附楚国，楚庄王一时称霸中原。

　　5.公元前546年，宋大夫向戌奔走于晋、楚等国之间，取得了各诸侯国的同意，在宋都举行了有14个国家参加的弭(ｍǐ，停止)兵大会。会议作了“晋、楚之从交相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决议，即原来晋、楚各自的属国，现在变成晋、楚双方共同的归附国，对晋、楚尽同样的义务。晋楚两大国牺牲中小国家的利益，互相瓜分了霸权，形成了均势。

　　勾践尝胆，立志报仇

　　《左传》《国语》《越绝书》都没有提到勾践尝胆的事。《史记》《吴越春秋》则有尝胆记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反(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吴越春秋》：“越王念复吴仇非一旦也，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愁心苦志，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把“卧薪尝胆”作为一个词汇来用，始于宋朝。苏轼在《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说：“仆受谴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苏东坡集续集》卷9《拟作》)。不过这里说的与勾践毫不相干。到明朝时，勾践卧薪尝胆的说法越来越多，清初吴乘权在《纲鉴易知录》中则正式地说：“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明冯梦龙改编、清蔡元放修订并评点的小说《东周列国志》，又几次渲染了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因而人们就信以为真了。实际上尝胆史有所载，而卧薪则为后人附加，不足为信。

　　争霸战争的作用

　　1.加快了统一的步伐，大国在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开拓了疆土。山东诸小国为齐所并，河北、山西诸小国为晋所并，江淮、汉水诸小国为楚所并，西北诸小国为秦所并，春秋初年的一百多个小国逐步归并成几个大国，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2.促进了民族融合，春秋时期在少数民族袭扰中原和中原霸主的“攘夷”斗争中，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华夏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共处，犬牙交错，打破了各族间原来的地域界限，为各族的交往、融合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大大密切了华夏族与其他各族经济文化联系，促进了各族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

　　3.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过程。各国为了战争的胜利，不得不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行某些改革，尽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加强军事力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土地私有等某些社会变化，结果是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过程。

　　田氏代齐

　　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逃往齐国。齐桓公任命他为工正(官名，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这是陈氏在齐国立足的开始。陈氏即田氏，古代“陈”“田”同音通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田氏得到齐国国君的宠信，与公室关系非常密切。春秋中叶以后，由于齐国奴隶和平民反对奴隶主、反对公室的斗争广泛开展，旧制度的崩溃和公室的灭亡已成必然的趋势。田氏适应形势的发展，走向背离公室的道路，从而使齐国统治阶级，形成了以国君为首的奴隶主贵族集团和以田氏为首的新兴地主集团，并展开了长期而剧烈的斗争。田氏家族用减轻剥削的办法，如把粮食借给民众，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以此争取民众，收揽人心，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齐国十余家大贵族——国氏、高氏、栾氏、鲍氏、弦氏、晏氏等，陆续为田氏并灭。到公元前476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氏完全控制了齐国的政权。公元前391年，田和把齐国最后一个国君迁到海上，给他一城之地，田和占有齐国。公元前387年，田和向魏侯及楚、卫使者“求为诸侯”，魏武侯代他向周安王和诸侯提出这一要求，周安王答应了。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承认田氏为齐侯，沿用齐国号，变姜氏的齐国为田氏的齐国。这即所谓“田氏代齐”。

　　三家分晋

　　春秋晚期，晋国的六卿赵氏、魏氏、韩氏、知氏、范氏、中行氏，从奴隶主贵族中分化出来，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威胁着以国君为首的旧贵族。公元前550年，新兴势力联合起来，打垮了旧贵族栾氏，完全占了上风。晋国六卿已经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控制了晋国政权。在新旧势力斗争的同时，晋国新兴势力内部也进行了激烈地斗争。公元前493年，范氏、中行氏同赵、韩、魏交战，结果范氏、中行氏两家彻底失败。赵、韩、魏、知四家尽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又联合起来灭掉知氏，三分其地。几年后，三家又把晋君所剩不多的土地分去大半，晋君反而要去朝见三家。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就是“三家分晋”。

　　《战国形势图》(地图)

　　这幅地图反映了战国七雄的位置、都城，匈奴和东胡等少数民族的分布，各国的长城以及运河、水利工程、重要手工业城市及重要战役所在地。此图要求掌握。

　　《身着甲衣的战国骑兵》(插图)

　　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金银错镜中之射虎图纹饰。武士头戴武士冠，身着牛皮制成的盔甲。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

　　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期更激烈、更频繁，规模更大。各大国都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秦楚两国各有步兵100万，车千乘，骑万匹；赵、齐、燕各有步兵数十万；韩国兵力最弱，也有步兵三十万。作战时常常动员兵力数十万。一次战役，被斩首的士兵常达数万甚至数十万。春秋时期晋楚城濮之战，晋兵力估计不过两万，楚兵力估计不过四万。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国动用“十万之军”。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秦竟活埋所俘赵军四十多万。各国军队人数的增多，虽与人口增加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士兵的主要成分由贵族奴隶主和“国人”改变为农民，作战时所有适龄农民都有可能被强迫编入军队。

　　春秋时作战都用兵车，战败一方的车阵一乱，就很难整顿，所以几次大战都是一天之内分胜负。战国时步兵、骑兵成为主要兵种，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车阵作战，战争也“旷日持久”，有时长达三年五年。

　　为了防备敌人的进攻，各国边境修筑了大规模的防御工程，其中比较长的称为长城。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魏军主帅

　　《史记》没有说庞涓参与桂陵之战(即“围魏救赵”)，故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二册不提桂陵之战魏军主帅是谁，朱绍侯主编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上册，也不提桂陵之战中的魏军主帅，其他论著也常见这种情况。但《孙膑兵法·擒庞涓篇》说：田忌采用孙膑“遣轻车西驰梁郊”的战略，使得庞涓“兼趣舍而至”，因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这里明确指出庞涓参与了桂陵之战，而且是战败被擒的。《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载孙膑对答田忌，谈论了他临时设置障碍、调配各种兵力的战略战术，“所以应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涓而擒太子申也”。“取庞涓而擒太子申”，当指马陵之战。《史记·魏世家》等篇都说马陵之战杀庞涓，虏太子申；《史记·孙子列传》又说马陵之战庞涓自杀而太子申被虏。因此《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所说“取庞涓而擒太子申”，只能是指马陵之战。据此，庞涓是桂陵、马陵两战中的魏军主帅，桂陵战败被擒，马陵战败自刎。至于为何庞涓在桂林之战被擒，而又指挥魏军参与马陵之战?可能是他被擒之后曾被放回魏国，再度为将，如同春秋时秦将孟明视为晋军所俘，旋被释放仍为秦将一样。课文是按上述精神写的，只是桂陵之战没有提庞涓被擒。参阅杨宽《战国史》320页。

　　桂陵、马陵两次战役在军事史上的意义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我国军事史上两个著名的战例。在桂陵之战中，孙膑乘魏国精兵外调，国内空虚的机会，采取避实击虚、“围魏救赵”的作战方针，攻其所必救，调动敌军，使其疲于奔命，陷于被动地位。齐军则掌握战争主动权，选择适当时机、适当地点，集中力量，以逸待劳，打击疲惫之敌。

　　在马陵之战中，孙膑仍旧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迫使魏军从韩国撤回。然后进一步调动敌军，诱其深入险地，造成极其险峻的有利形势，给敌以突然、猛烈、猝不及防、无所措手足的打击。两次战役表现了孙膑的军事指挥艺术。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由此可见，在桂陵、马陵两战中，孙膑所使用的“围魏救赵”的战略战术，直到今天还是值得重视的，仍然具有借鉴和实用价值。

　　“合纵”与“连横”

　　马陵之战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秦、齐两强遥相对立，他们扩充地盘都要危及邻国。当一强攻势凌厉，被攻国常常乞求另一强出来支援和保护，或几个弱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一强。韩赵魏等国内部分成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两派。秦齐两强为了孤立对方壮大自己，也展开了争取与国的斗争。军事冲突结合外交斗争，于是各国相互结约联盟，从而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活动。

　　所谓合纵连横，从策略上来说，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阻止强国进行兼并。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强国迫使弱国投降并帮助它进行兼并。从地域上来说，以韩、赵、魏为主从燕到楚，南北合成一条纵线，东抗齐或西抗秦是为合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东西连成一条横线，进攻其他弱国是为连横。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秦齐两强并立，合纵连横一般是针对或围绕它们展开的。合纵既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连横既可以连秦，也可以连齐。直到长平之战以后，才凝固成合纵是六国并力抵抗强秦，连横是六国分别投降秦国的意思了。

　　那时各大国之间，围绕着怎样争取盟国和对外扩展的策略问题，有纵和横两种不同的主张。所谓纵横家，就是适应这种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们鼓吹依靠合纵连横的活动来称雄中原，或者建立“王业”。他们宣传“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韩非子五蠹篇》)。“从(纵)成必霸，横成必王”(《韩非子忠孝篇》)。纵横家的缺点是他们重视依靠外力，不是像法家那样从改革政治、经济入手；还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把它看成国家强盛的主要关键。张仪在秦国推行连横政策获得成功，那是因为他用“外连横而斗诸侯”的策略，配合了当时秦国耕战政策的推行。

　　张仪的连横和公孙衍的合纵

　　马陵之战以后，魏惠王因受到齐楚的打击，不得不采用秦相张仪的魏联合秦韩进攻齐楚的策略，公元前322年起用张仪为魏相。张仪推行“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的连横策略，要魏国做投靠秦国的带头羊。魏惠王不肯听张仪的摆布，秦国就出兵攻占了魏国的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等地，威胁着其他各国。因而齐、楚、燕、赵、韩五国出来支持公孙衍的合纵策略。公元前319年魏国把张仪驱逐回秦，改用公孙衍为相，张仪这次连横活动失败了。公元前318年，魏相公孙衍发起魏、赵、韩、燕、楚五国合纵抗秦，推楚怀王为纵长。因而有“五国伐秦”之举。由于各国的利害关系不同，楚、燕两国没有出兵，实际上是韩、赵、魏三国和秦交战。结果联军大败，八万多人被消灭。第一次五国抗秦的“合纵”便以失败而告终。

　　苏秦

　　苏秦，东周洛阳人，晚于张仪，为齐王(前300年—前284年在位)时人。司马迁著《史记》时，既信苏秦游说词(出于后来纵横家的附会，不足信据)，把苏秦的时代提到和张仪同时，又把战国策中真正苏秦的事改作苏代、苏厉的事，因而使苏秦的事迹更加紊乱了。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1～12章和14章都是苏秦对燕昭王和齐王献书和游说的记载，为苏秦合纵活动提供了原始的资料。苏秦始终是燕昭王的亲信，为燕出谋划策，攻略齐国。他奔走齐、赵、魏等国之间，进行游说或上书，目的在于使齐、赵关系恶化，防止齐国进攻燕国。他奉燕昭王之命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齐疲于对外战争，以便攻齐复仇。齐王末年任苏秦为齐相。他组织齐、韩、赵、魏、燕五国合纵攻秦，由于五国各有打算，貌合神离，军队停留荥阳(今河南荥阳)而不前进。但在五国合纵的形势下，秦被迫退还了前所夺取的魏、赵等国的土地，这是秦的一大挫折。后来燕将乐毅联合五国大举攻齐，苏秦的反间活动暴露，被车裂而死。

　　附一：课本思考题答案提示

　　齐桓公为什么能首先称霸?

　　答：①齐是东方大国，有鱼盐之利；②任用管仲进行改革；③顺应当时的政治形势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号。

　　附二：练习题提示

　　选择：C

　　附三：本课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史》上册，朱绍侯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五章第一节第三节一、二、三。

　　《中国史稿》第二册，郭沫若主编，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一章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上，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三章第一节第七节一、二。

　　《古代名将传》，中国历史小丛书合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有关孙膑的记载。

　　《古代著名战役》，中国历史小丛书合订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桂陵马陵之战。

　　《中国通史》第四册(白寿彝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战国史》(杨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春秋史话》(应永深等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出版)。